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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钟 伟，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
我们分别选取1981、1991、2001和2007年这四个时点来考察，看看货币可能的变迁途径。
第一种：从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看，上述四个时点分别为：500元、1700元、6800元和13800元。因此“万元财富”要跟得上人均货币收入增长，30年前的1万元，大体和现在的27~28万元相当。当然也有另外的货币收入变动口径，例如以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看，上述四个时点则分别为780元、2300元、10800元和21200元，这样算下来结果差不多。从业人员的货币工资，在过去的30年间，每10年增长约3~4倍，这实质上就意味着储蓄起来的1万元必然随之贬损。或者说，1981年的1万元，大约相当于当时职工13年的工资，或者家庭人均20年的收入，按照目前工资或收入水平来推算，当年1万元应该大体相当于现在的27万~28万元的水准。
第二种，从居民人均储蓄看，上述四个时点居民储蓄总额分别为：523亿、9200亿、7.4万亿和17.3万亿，考虑人口变化之后的人均储蓄为52元、800元、5900元和1.3万元。这样算来，1981年的“万元财富”相当于当时人均储蓄的200倍，折算到现在差不多是255万元。
从上面两种很粗糙的计算看，“万元财富”经不起时间的折磨大幅度缩水，即便中国居民早在30年前就能够购买和CPI指数挂钩的国债，当年的1万元到现在也就仅仅4.4万元而已。假定当年的“万元户”采取五年定期储蓄不断滚动定存，即便考虑到保值贴补，当年存入银行的1万元今天充其量也难超过10万元。
例子可能是粗糙的，但结论显而易见：过去30年，钱本身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常“不值钱”了！虽然中国30年来CPI平均增长了不过4.8%，表象上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，但各口径货币供应量的极速增长，仍然使货币当局巧妙地、不知不觉地取走了居民财富的大部分，这种进程就是所谓的“货币化”。
过去30年，中国货币化进程的一个维度是货币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。在1980年代初期，可能只有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才用得着钱，并且还得有票证配给，才能派得上用途。当时的教育、住房、医疗等基本上是公费的。随着经济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，上述领域大体都货币化了，上学贵、看病贵、商品房更贵。不仅如此，连许多不应该货币化的领域也充分货币化了，行贿受贿、买官卖官，钱都是背后的根本推手。货币使用范围的扩大，本身就要求货币当局发行更多的货币，原来“高福利、低工资”的劳动报酬结构，也逐渐向以货币收入为主、以社会保障为辅的结构倾斜了。
中国货币化进程的另一个维度是货币发行规模的惊人膨胀。以每年净投放的现金看，1981年为50亿元，2007年则为3300亿元，增长了66倍，流通中现金则从3200亿增长到2.7万亿，这还没有考虑银行卡对现金的巨大渗透和替代效应。
经济金融运行的有趣之处就在于，这往往是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“你有政策，我有对策”的博弈过程。就1980年代的万元户而言，如果沉湎于消费，在当时购入十分希罕的彩电、冰箱和磁带录像机，那么到今天这些资产的残值接近于零；如果他前瞻于保值，在当时购入黄金并持有至今，我记得1980年代金价每克大约6.70元，目前大约270元；如果他当时买入大米并假定大米可长期不变质，那么30年间，每公斤大米价格已从约0.5元上升到约3.5元。即便选择储蓄或者国债，在货币化的侵蚀下，30年来币值仍然会被消蚀2/3。
在快速货币化的进程中，持有现金或者低风险低收益的储蓄、国债等金融资产，和把大半财富拱手让出的差异并不大。用货币去购买可以大规模产业化提供的消费品，几乎等同于奢侈的挥霍。
中国极速的货币化进程虽然已经持续了30年，但很难想象它还能再持续30年，金融体系的过度银行化以及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过于显赫的地位，都可能使技术创新迟缓、结构调整不畅、收入分配改革难以得到真正关注。更令人关注的是，地方政府、企业甚至居民都已经在三十多年的切身体会中，注意到了运用“长期金融负债”去对抗甚至去利用快速货币化，其基本理念无非就是“今日之财不是财，明日之债不是债”。

如果不是那些明星在银幕之上走马灯式的卖弄风情，我真不觉得这是一部电影：献礼片《建国大业》与张艺谋执导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呢？
毋宁说，《建国大业》不是一部电影，而是一个事件。一个从创意之时就成功预订了掌声、票房、新闻头条以及各种奖项的文化工程，甚至不必使用“文化”这一限定词。因为《建国大业》所引发的种种纷争，和已经沦为贬义词的“文化”并无什么干系。
首先，172位著名导演和明星的参与，让人们质疑《建国大业》到底是政治至上，还是娱乐至上？是政治利用娱乐赢得票房，还是娱乐利用政治赢得权位？很显然，这是一场你情我愿的合谋，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，貌似充满无可调解的矛盾，实际上却无比和谐的“两个至上”。到底何者至上，犹如床戏当中的体位问题，一同抵达高潮的共赢才是决定性因素：作为新中国六十寿诞的电影蟠桃，与创下中国电影第一票房的财富雄心。说白了，这叫利益至上。
豪华的“明星军团”引出另一个疑点，这些基于爱国之名而无私奉献（不要片酬）的演员们，有二十多位皆持有外国国籍，于是有人追问，连中国国籍都可以放弃，还怎么相信他们发自肺腑的爱国热忱？其实，国籍、国家与爱国之间并不是递进的关系，正如爱国和爱国主义的嘹亮口号，与爱国的形而下行为，同样可以相距十万八千里，乃至决然相对。国籍之争不应是一个演员行爱国之举的绊脚石。质言之，国籍不是问题，如何爱国才是问题。参拍《建国大业》而不取分毫酬劳就是爱国的表现吗？一部电影，就像一纸国籍，就能成为衡量演员爱国与否的标尺吗？
附带问一声：胡兵为什么要加入泰国国籍？

回头说电影。前几天，《建国大业》首映，第一个半日，票房就突破了1500万，超越了周星驰《长江七号》的1200万，这好比我家小侄子过生日前夕，忽然捡到一个钱包，是锦上添花之喜。继续浏览相应的新闻，发觉颇有一些单位，组织党员、干部、员工、师生“观看国庆献礼大片《建国大业》，以满怀喜悦的心情庆祝伟大祖国60华诞的到来”。此举亦可理解。我们小时候，岂不都是由学校组织前去观赏、学习革命和政治电影，接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？可转念一想，我们什么时候被组织去看周星驰的《长江七号》或者《国产凌凌漆》呢。由此比较票房，不得不说，《建国大业》即便破了记录，却有些胜之不武，一个是自愿消费，另一个多多少少夹杂了强迫性的作弊成分。从长远看，政治帮娱乐作弊，对娱乐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情。
至于《建国大业》的艺术价值，恕我直言，还不如二十年前拍摄的《开国大典》。拍电影不是卖明星的人头，不是明星越多电影就多好看。《建国大业》甚至遭遇了“滥用明星”的瓶颈：为了照顾一百多位大牌明星的戏份，为了让他们在祖国——对某些人而言只能是故国——六十华诞之上都露一下脸，说两句话，以至导致了剧情的琐屑与散漫。同样是基于明星之踵，对一些演员的使用出现了致命的失误，譬如让张国立演蒋介石，张尽管竭力减肥，却仍演不出蒋氏那种清癯与挺拔，还有那一股末世英雄的霸气。尤其是一开口说话，实在不忍卒听。张国立真应该到蒋介石的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生活半个月，领略一下那句谚语——“宁与苏州人吵架，不和宁波人说话”——的深刻涵义。
不过，当蒋介石感叹：国民党的腐败已经到了骨子里了，反腐败，亡党；不反，亡国，难啊。一句台词足以阐明一个党治国家反腐败的最真切的困境。由此，我遗忘了张国立表演的种种不足，而找到了观看《建国大业》的唯一理由。